利记sbobet在美式校园剧中，那个成为啦啦队队长的女生，绝对是风云人物。小麦色的肌肤配上飒爽的金发浪，构成了大家印象中的“美式甜心”。
她们性感，但不媚俗。饱满紧实的肌肉线条，透出坚韧的力量感，看到她们的精神面貌，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《老友记》里的瑞秋要把啦啦队长的经历写入简历，为什么泰勒斯威夫特要把“she is cheer captain（她是耀眼的啦啦队长）”写进专辑中。
长久以来，“美式甜心”在众人眼里拥有着直击灵魂的生命力。但最近Netflix上映的纪录片《美国甜心：达拉斯牛仔队的啦啦队》，却撕下了这一光鲜亮丽的表面。没有回报的高压工作、不可逆的身体损伤、无孔不入的骚扰和恐吓……从女孩们入选为啦啦队员的那刻起，危机就不曾停止。
“往好里说，她们是这一行里最顶尖的运动员；但往坏里说，她们正是就业市场、娱乐形式和厌女社会的牺牲品。”美国《时代》杂志评论员写道。
白色短款夹克、蓝色露脐上衣，再搭配美国星条旗元素的牛仔热裤，这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32支球队中，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牛仔队啦啦队（以下简称DCC）的经典制服，也是大众心中标准的“美式甜心”形象。
2023年，福布斯发布的“年度最具价值球队”排行榜中，达拉斯牛仔队以11.4亿美元的收入拿下榜首。这份商业价值的背后，与女孩们组成的啦啦队不无关系。
1975年11月10日，ABC电视台《周一橄榄球之夜》节目上，一位叫格温达·斯维林根（Gwenda Swearingsen）的女孩来回摇晃她的蓝色绒球，朝镜头调皮地眨了眨眼睛。
此时，全国有7500万观众正在观看这档节目，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俏皮的姑娘。
就是这个魅力十足的眨眼，让DCC一夜成名，达拉斯牛仔队也成了美国职业体育界最大的品牌。
纪录片《啦啦队：一个美国迷思》详细梳理了女性啦啦队从诞生以来，一步步成为流行文化符号的过程
时间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，那时的达拉斯牛仔队只有一支高中生啦啦队，还是男女混合的。
早期美国大学的生源由男性组成，所以橄榄球队和啦啦队也清一色由男性组成。啦啦队长被称为“yell leaders（加油领袖）”，其地位相当于橄榄球队的四分卫，进攻组的领袖。
如此重要的位置，也吸引了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竞选，美国共有4位总统任职啦啦队长：富兰克林·罗斯福、艾森豪威尔、罗纳德·里根和乔治·沃克·布什。
1964年，阿灵顿州立学院的啦啦队。当时很多学校的橄榄球啦啦队都是男女混合制
1972年，达拉斯牛仔队的总经理特克斯·施拉姆意识到，职业橄榄球赛不仅仅是体育运动，更是一项体育娱乐。他很明白，男性观众们不仅喜欢看热血沸腾的比赛，更喜欢看美女如云的啦啦队为球员们呐喊助威。
而当时达拉斯牛仔队正连年亏损，为了改变现状，特克斯规定：“不再招募高中生，而是招募18岁以上、长相漂亮又运动能力出众的成年女性。”
特克斯请来了百老汇的编舞，重新设计了啦啦队的制服，将裙子改成热裤，让女孩们露出修长的双腿；上衣则改成了凸显丰满胸形的飘带，外搭蓝白相间的露腰西装。
特克斯的改造非常奏效，DCC作为当时全美唯一一支由美女组成的啦啦队，迅速在国内形成轰动的影响力，这也成功反哺了牛仔队。
十年间，达拉斯牛仔队赢得了两座超级碗奖杯，他们也从那时开始成为了美国之队，达拉斯牛仔啦啦队自此收获了“美国甜心”的称号。
DCC为所有加入啦啦队的女孩定制衣服，这套衣服标记了她们的姓名，并且永远不会改变尺码
对普通女孩来说，加入DCC就意味着成为明日之星：迎接球场上几万名观众的欢呼，再通过4k摄像机面对几千万电视观众留下自己的笑容——DCC为她们提供了梦寐以求的舞台。
每年，有数千名女孩参加海选，但最终只有36人入选。她们满心以为，这将为她们平凡的人生留下最绮丽的色彩，但DCC给她们留下的却是一场噩梦般的经历。
得益于啦啦队女孩们的耀眼表现，达拉斯牛仔队成为了NFL（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）中商业价值最高的球队。
90年代时，啦啦队推出了泳装日历，和美泰公司联名推出DCC特别版芭比，此后，DCC每年的收入都能超过100万美元（折合人民币约726万）。
女孩们卖力工作，为达拉斯牛仔队带来不菲的收入，但分到她们手上的薪水却寥寥无几。
凯特作为2022届DCC的成员，她在纪录片中透露：她的薪水和美国福乐鸡快餐店的员工薪水差不多。
“我们赚的还不如吉祥物多。”吉祥物演员的年薪为6.5万美元，而这些为表演拼命训练的啦啦队女孩们，只能拿到每场192美元的工资。
美国橄榄球赛事集中在每年9月到次年1月，这也是啦啦队队员们每年最忙碌的时间 ，常常在户外工作12个小时
2018年，5名隶属NFL休士顿德州人队的啦啦队员在律师的陪同下，控诉德州人队不仅连当初承诺的7.25美元（折合人民币约52.6元）时薪都无法支付，还要求她们在场外增加演出，就连保险和来往的交通费都不给支付。
她们当中一旦有人向公司反映，就会遭到上层的威胁：想在啦啦队待下去就闭嘴，不然滚蛋！
前德克萨斯州啦啦队队长汉娜·特恩博在新闻发布会上，控诉啦啦队员们遭遇的剥削、虐待，和薪酬上的不公
辩护律师格丽雅也出面抨击德州人队的高层：“你们每年有数百万美元的预算作为球员的薪资，但却不愿支付给这些同等辛苦付出的女性相应的报酬，这合理吗？”
这些啦啦队员的控诉，只是众多啦啦队女性遭遇的一个缩影。除德州人队外，华盛顿红人、旧金山49人、迈阿密海豚和纽奥良圣徒等球队，都曾被现役或前役啦啦队员控告薪酬过低的问题。
而这些女性接连在媒体前公开的控诉，也仅仅是让啦啦队7.25美元的时薪，涨到了2024年的16美元。
现如今，DCC的队员绝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主要职业，啦啦队只能当作工作之外的一项爱好。她们的职业背景五花八门，有人是舞蹈老师、有人是护士、还有人是牙科医生。
凯尔西是2023年职业碗啦啦队员，她本职工作是护士，每天从早上7点半工作到下午4点半。下班后训练到晚上12点才回家，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。
阿妮莎是牙医，她知道自己的舞蹈实力不如别的女孩，除日常下班后的训练外，就连工作时休息的5分钟间歇，她都会用来记舞步。
这些女孩们来自全国各地，职业也相差各异。她们明白只靠球队的工资压根无法养活自己，为了支撑自己成为DCC的一员，她们甚至将主职变成了供给自己通向DCC舞台的养料。
想要加入DCC，女孩们首先要通过严格的试镜，考查踢腿、劈叉等舞蹈功底。通过试镜后，还需要进入训练营进行集训，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再淘汰一批人。
《雷霆万钧》是DCC最经典的舞蹈，3分半钟的时间，她们需要边跳边入场，接着完成空中踢腿、跳跃劈叉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。
这些挑战极限的动作，往往会给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许多女孩都在集训过程中，接受了胯部、背部和颈部的手术治疗。米歇尔·夏普作为DCC的试镜管理员，也在面对采访时表示，自己曾在过去6年中先后做过12次骨科手术。
为了能穿上那身DCC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蓝白制服，女孩们在集训过程中逼迫自己一忍再忍，而一旦穿上这身被自己视为荣誉的制服，则有可能陷入另一种困境。
DCC为了让队员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身材，规定制服一旦做成后，绝对不允许改变尺码。
为DCC效力4年之久的老将维多利亚·卡琳娜在纪录片里透露：为达拉斯牛仔队加油是她的梦想，但也是她一直为之心痛的事情。
“为了缓解压力，我会忍不住暴饮暴食，可吃完之后又后悔了，我开始催吐。但当比赛时间快到了，我又必须得穿上那套婴儿尺寸的制服了，这种恶性循环，在我进入DCC后就没停止过。”卡琳娜患上了饮食失调和严重的抑郁症。
卡琳娜并非孤例。自从70年代，DCC将“寻找全美性感女孩”列为海选标准后，入选的女性大多患有饮食失调症、焦虑症和抑郁症。
90年代，DCC还规定队员：入选后禁止增加体重。管理员甚至定期称重，将大家的体重贴在更衣室上，对女孩们公开处刑。
尽管DCC对啦啦队女孩们的身高和体重并没有明确要求，仅在官网上提示，“穿上舞衣要应当看起来身材比例匀称”，但有选手曾在采访中透露，参加选拨时，身高175cm的她，因54kg的体重惨遭淘汰。
除了要忍受了高风险的训练、病态的身材管理，以及与付出完全不匹配的低薪，啦啦队女孩们要面对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遭遇。
2023届DCC队员中，19岁的女孩苏菲察觉到，她在赛场跳舞时，有一名摄像师对她进行猥亵。苏菲第一时间就报警维权，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。
前面提到的护士凯尔西，就曾在回家后发现自己的车上被人装了追踪器。她迅速报警做笔录，但由于侵害尚未发生，警方也无法采取任何措施。
而这种“将要发生”的危险，就好像一颗随机爆发的定时炸弹投掷在凯尔西的生活中，她也因此陷入了被跟踪的焦虑中。
这些女性的恐惧背后，是在美国早已成为娱乐文化的“啦啦队情结”。1978年，5名漂亮的德克萨斯女牛仔身穿DCC的同款制服，为《花花公子》拍了一组啤酒广告。同年12月，一组名为“NFL”的特刊杂志推出后，一举卖出了650万份的销量。
1979年，名为《黛比在达拉斯》的限制级影片在美国上映，电影中的德克萨斯牛仔啦啦队身穿与DCC一样的制服。当年刚好有3名叫“黛比”的女孩加入DCC，电影的影响力给她们和所有队员都带来了难以洗刷的污名。
时任DCC主任的苏珊娜将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告上法庭。但无论如何维权，依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商人将DCC女性的形象搬上了各种限制级的电影中。
这些色情制品的泛滥，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男性民众对“啦啦队女性”的刻板印象。
在纪录片中《啦啦队：美国迷思》，一位男性就给自己的啦啦队女友这样的评价：“她们一点用都没有，就是给男人们过过眼瘾，就像看《邻家女孩》和《花花公子》里的兔女郎秀。”
近年来，随着Me Too运动的深入，越来越多前役或现役的啦啦队员开始发声。2018年，NFL有数十名啦啦队员在受访时揭露了球队对其系统性的剥削，其中一位女性说过：“男性的猥亵和性骚扰，是她们工作中的家常便饭。”
但是得知女孩被性骚扰后，管理层并未站在她们身边，反倒害怕性丑闻曝光会影响球队形象，予以她们“解雇警告”，威胁她们不得曝光此事。
女孩们经过百里挑一的选拨进入啦啦队，但她们却发现，球队只是把她们当成吸引男性球迷的“性资源”。球队在赛后会派她们去派对上进行付费表演，这笔钱却不属于她们。
“不幸地是，当我们穿上了聚拢文胸和性感热裤面对球迷时，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，他们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和胸部上。”
前NFL田纳西泰坦啦啦队员面对《》的采访时，无奈地说出了这些不被看见的真相。
“我们为了这份一无所获的兼职，年复一年地拼命工作。然而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却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存在，很快就会有新人来取代我。”
她们从上千人的海选中脱颖而出，如愿获得了那套象征荣誉的DCC制服，却最终发现，自己变成了一个任人剥削和消费的娱乐符号。她们对舞台的热爱，不过是商人们牟取暴利的手段。
1972年，DCC诞生之际，也是罗诉韦德案发生的时间点。德克萨斯州的两位女律师将达拉斯地方检察官亨利·韦德告上法庭，要求德克萨斯州取消堕胎禁令。
《好不愤怒》中写道：“不管是薪水太低还是堕胎违法，女性都开始对这些事件发出愤怒的呼喊，这呼喊惊天动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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